“影响的焦虑”是如此地深重，以至于知识者不管如何挣扎，都无法绕过前人布下的强大精神磁场。于是，90年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为了不使自己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之中，只好高举“打倒”、“超越”、“告别”的旗帜，宣判旧历史的“终结”和“死亡”，但这道人为的鸿沟并不能阻断历史的绵延。为了获得苟且的安慰，为了不被“创新的狗”撵上，命名家们只好在幻念中不断地构筑“纸上的未来”，这就如同给尚未受孕的婴儿所举行的隆重的“提前命名”仪式。后现代、后殖民、后寓言、后国学、后革命、后乌托邦、后知识分子、新东方、新儒家、新保守主义、新启蒙……，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命名都齐刷刷地将矛头对准无辜的时间，对时间进行随意的切割，而命名者似乎在自己的盘中盛下了一段别人不能觊觎的“时间香肠”。就文学而言，后新时期、后批评、新写实、新历史、新体验、新状态、新市民、新现实主义……，它们毫不例外地披着“新”与“后”的花衣裳。面对着这种方式单一的名词轰炸，我常常为“新爷后主”们的想象力的枯竭而羞愧。最近总算又出台了新花样，那就是以“代”来分割文学，诸如60年代作家群、70年代作家群、晚生代、新生代、文革后一代、更新代……。在这个世纪交替的关键时刻，敏锐的人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作秀亮相的天赐良机，于是，“跨世纪××”、“世纪末××”、“新世纪××”等名词又被热气腾腾地烘制出炉。但绕来绕去，还是无法舍弃时间这块肥肉。说穿了，这些勃发着解构理性、主体、意义、历史等“后现代”热忱的命名，无非是建构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过渡的现实地基上的“后神话”，无非是透支未来的“时间乌托邦”而已。
尽管奇招迭出，但这些志在“创造新纪元”的命名实际上是万变不离其宗。它们不约而同地倒入再生的时间观念的怀抱。在圆形循环的时间信仰下，古代人认为时间具有死与再生的本质，“年”、“季节”、“月”和“日”在古代人的观念里都不仅仅是一个时间记号，而是有其由俗到圣的通过意义，是一定俗性时间的结束和一定圣性时间的开始，让时间重返宇宙开始的神话时间。这种渴望永恒回归、一切再生的时间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基督教直线时间观念的确立动摇了它在西方世界的基座，但“复归于婴儿”的精神吁求在东方世界却一直绵延不绝。
只有将命名的辉煌大厦建筑在再生信仰的神奇地基之上，许多令人难以理喻之处才能豁然贯通。不然，你如何能够理解80年代的最后一刻属于“群体主义时代”而90年代的最初一刻却属于有天壤之别的“个体主义时代”呢？又如何能理解某一时间记号竟然成了“前”与“后”、“旧”与“新”的分水岭呢？随着60年代的时钟的最后一声“滴嗒”响起，一切又重新开始，因而，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自然不能不禀有60年代作家自愧弗如的新质。按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世界是一个轮回不止的大圆盘，因此，20世纪的最后一记钟声理应公平地将世界带入“东方的世纪”！这样的逻辑依稀地展现出禅宗的高妙境界，即从山穷水尽转向柳暗花明的爆发性突破，也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顿悟。禅宗常说的一句话是：“必须大死一番，方能悟得正道。”这是要求人们在修炼中必须下狠心割舍纷扰的杂念，将意识集中到“一念一想”，从而得以在石破天惊中进入“无念无想”的境地，实现从以前的生命（俗性时间）到另一个生命（圣性时间）的转折。命名家们正是将历史视成了可以在刹那间发生突变的变色龙，他们的论证也往往是对制约历史发展的纷繁复杂的关系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削，将意识凝聚于“一念一想”，在想象中体验狂飙突进的颤栗与狂欢。说穿了，无非是以偏概全，以蠡测海，以想象代替本质，在割断鲜活而沉重的历史和现实的前提下沉迷于渺渺茫茫的白日梦。命名仪式成了遗忘仪式！让脆弱的生命不堪重负的真实被抛掷到了阴冷的角落。
也许正是由于20世纪的中国遍布荆棘与暗礁，外寇入侵的绵延战火和史无前例的“文革”创痛如千钧压顶，那么多的知识精英才急于甩脱这百年的阴影，渴望进入一个纯粹的世纪。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与西方的距离让人太难堪，命名者才急于与西方接轨，迫不及待地将中国提前送入“后现代社会”。良好的愿望绝不是坏事，但当它的幻想油彩涂盖了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成了逃避真实的借口时，这种预约“黄金世界”的努力就变成了一场纸上的“大跃进”。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认为，传统史学对重建某一时代“总体面貌”的追求，导致了对历史中固有的非连续性的曲解、简约和擦除，以便使历史呈现出连续性。为了矫正这种偏失，福柯提出了新的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的思维方式，论证了非连续性、转换生成、界限、断裂，印痕、历史的差异性原则、非主体性原则等新史学观念范畴的认识论基础。但中国的命名家们显然矫枉过正，将历史视成了可以任意揉捏的橡皮泥。试图将历史连续性连根拔除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对历史和时间的谋杀。非连续性固然已经与历史学家的话语融为一体，不再扮演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婢角色，但它并不是可以凭空捏造、无中生有的。命名家们在宣扬自己的“新生婴儿”时，总是唾沫横飞地标榜其性能的截然不同，似乎只需他们挥舞着理论魔棒大喝一声“变”，历史就能挣脱外部和内部的制约瞬息万变。这就如各民族史前时期普遍存在过的“成年礼”仪式，未成年人只要在人为的磨难和考验中经历象征性的“死亡”体验，便能赢得再生，从自然生命状态蜕变为社会生命状态。但这样的命名和加冠礼只能是一种巫术，而绝非堂堂正正的学术。
